医疗领域掀起了力度强劲的反腐风暴。近段时间，有关部门在医药领域的反腐动作持续升级。

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有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50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曾披露一个案例，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中间的回扣，居然被医院院长吃掉1600万元。

此前，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十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通知明确，严厉打击“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摊派，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

7月15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23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彻查医药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7月21日，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全国多地也在迅速跟进，已有省份发布反腐工作计划。8月7日，上海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重点围绕高值耗材、整治“红包”、回扣、医德医风教育等三个专项行动内容，于今年10月底前完成自查自纠工作。

医疗领域反腐的重点和难点在哪？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医保支付研究中心研究员仲崇明，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和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卫生健康法治分会会长、北京天霜律师事务所主任万欣。

一些学术会议可能为腐败披上“合法外衣”

澎湃新闻：为何今年以来各地都强调医疗领域反腐？您认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会对医疗体系和患者造成哪些影响？

仲崇明：医疗领域反腐，早在种植牙集采之前，就有国家层面的文件确立反腐任务方向，并不断按年份迭代工作重点。

医疗腐败是一个严重影响医疗系统公信力和患者权益的问题。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某种意义上长期助长了医药流通及使用上的不正之风，真正有疗效、体现经济性的好药卖不好、用不动。同时，医疗腐败破坏了医疗系统的公信力和社会信任度，还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使得本应用于患者治疗和改善医疗设施的资金被滥用。此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对患者来说危害最为严重，当医生为了个人利益而接受回扣或收受好处时，他们可能会牺牲患者的健康和福祉。让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以改善，获得感受阻。

徐毓才：此次反腐确实不同以往，力度较大。我以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贿受贿纳入“刑罚”以来，反腐一直在进行，但腐败问题依旧在，而且呈现更加扩散、蔓延、隐秘特点；二是尽管明确受贿行贿一起罚，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三是之前反腐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没有真正在全领域、全流程形成全覆盖；四是当下的内外环境要求在治理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上加大力度。可以说医药领域腐败既有体制因素，反过来也会反噬体制本身，更加凸显医疗体系存在的弊病，加剧患者看病就医负担。

万欣：实际上，医疗领域的反腐败工作是近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做的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只是今年相对来讲可能力度更大一些、关注的层面更高一些。

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和患者来讲都是特别不好的现象，且影响深远。特别是这么多年以来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药领域腐败因素也掺杂其中，同时也给医保基金的支付带来较大的压力。有一些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腐败问题。

澎湃新闻：在医疗领域存在哪些主要的腐败问题？医药反腐行动的大背景下，全国多地、多场学术会议都宣告延期开展或取消。为何医药学术会议的滥用成为腐败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

仲崇明：以上海市发文《上海市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为例，其中列举了过度诊疗、欺诈骗保、虚假治疗等腐败问题、犯罪情形就是医疗领域存在的主要腐败问题。

国家卫健委今年5月印发的《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中提到，重点是各级各类行业组织或学(协)会在工作或推进业务主管部门委托事项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问题，尤其是以“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摊派，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一些滥用的医药学术会议实际上是通过金钱输送或者人脉联系，对入院、药事会、临床处方产生诸多影响。

徐毓才：医疗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比较广泛，医药购销、工程建设、物资采购、选人用人等。近年来，在医药反腐行动的大背景下，过去由医药企业直接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接触的渠道被堵死，而协会学会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医药企业赞助就成了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途径。

万欣：近二三十年来，医药腐败的表现形式根据法律法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法分子也在不断变换手法试图逃避打击。起初的医疗腐败方式很原始，就是每天一个大信封，医生今天开多少药，医药公司给多少回扣，导致医生有时候开药不是根据药效或者经济效益比来开，而是根据药物的回扣开药。后来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原始粗暴的贿赂方式法律风险太大，就逐渐演变出了其他形式，甚至有以比特币作为利益输送的形式。

最近学术会议延期召开和这些反腐败的工作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有的时候利益方不好直接给医务人员回扣，可能就转而通过赞助一些学术会议，或者请专家去讲课，通过支付课酬的方式来达到一定的利益输送。

医疗反腐任重道远，需要多种监督机制相结合

澎湃新闻：医疗反腐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反腐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仲崇明：利益机制导向是深层次问题，必须疏堵结合。如果医保支付方式结余留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公立医院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不能真正发挥很大作用，反腐很容易走回老路，或者停留在工作表面。

因此，三医联动既是管治，又是建设。某种意义上，也是反腐的希望和机会。以上海市专项工作发文为例，具体推进分作五类来制定牵头、分工、协同，有关成员部门应主要配合好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要巩固环境、积极作为，避免做成一阵风，久久为功。

徐毓才：尽管行业不同，但医药领域反腐败难点和其他行业根源类似，都在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法治体系尚不健全，很多规矩规范还未形成，很多做法都处于合法合规与不合法不合规的边界。加之有些人总是善于游走在边界地带，总是能够突破规矩，手段不断翻新，因此医疗反腐仍然任重道远。

万欣：在多年的打击之下，有的腐败会披上一层合法外衣，清除起来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性贿赂以及前面提到的比特币作为利益输送的形式，给查处和打击带来了困难。此外，打击范围也是问题，假如某个医院或者科室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行为，且往往是越大规模、级别越高的医院，这种现象可能会更严重，处理时还需要把握患者就医的需求，这个度也很难拿捏。

澎湃新闻：如何加强对医疗行业的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

仲崇明：以上海市专项工作发文为例，有多部门联合监督。为把反腐工作做实，主要权责部门要用好手上权利与权力，扛起责任，发动行业互相监督和社会广泛监督。医疗机构内部主要通过纪律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做实做细，与政策实施者保持交流合作。

徐毓才：外部监督、社会监督很有必要，但重点远不止于“监督”，更主要的是完善体制机制，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上大做文章。而内部监管更多的还要依靠制度来解决，预防为主。

澎湃新闻：医疗反腐需要建立哪些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实效？

徐毓才：要建立哪些机制和制度，我觉得太多了，但有一个核心就是“放权”，是去行政化，让内部民主监督发挥作用。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落实好现行制度，比如“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说实话，很多地方并没有落实好。

万欣：主要还是长效机制、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医院党建和反腐结合起来；其次是要构建完善的医疗卫生单位的合规体系；再次是利用科学技术，推进医疗卫生领域大数据建设，同时推进信息公开，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决算公开，以及推进药品和医疗器械大规模集采，实现信息透明、打击腐败。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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